我的丹麥經驗：從色情之都想像到跨國學術合作

王宏仁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院長 / 社會系教授

 

對於丹麥開始有的印象跟記憶，大概是1980年代，當時新聞都說色情影片製作，主要來自該國，不管是真是假，對於閉鎖社會中的青少年，總是一個遙遠天堂的想像。

 

第一次到丹麥的學術機構：學術演講也可以吃吃喝喝

1999年我在中研院東南亞研究計畫擔任博士後，認識來一位來自丹麥Aarhus大學政治系的年輕人，Jesper Zeuthen，來做短期學術交換。同時間也有一位跟他同年紀的成大碩士班同學在此，兩人經常到處跑台灣各地，Jesper 後來成為我們辦公室最受歡迎的學生。

2006年我到荷蘭 Leiden的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IIAS) 交換三個月，趁此機會飛到丹麥找 Jesper，他當時正在就讀Roskilde 大學政治系（QS的政治學排名在151-200之間）。Jesper協助安排我做一場演講，進入教室之前，我發現他帶了許多的麵包、起士、果醬，以及一壺的咖啡，放在小推車上，推進到教室。原來還有這一招，把這一場演講當成一個大家聚會的場合，演講之後，大家可以互相吃東西聊聊，交換意見。

 

來中山大學交換的丹麥高中生：令人無法理解的台灣刑法

幾年後他取得博士學位，在高中教學，丹麥的高中生在最後一年（20歲）有機會到國外交換，在Jesper 的牽線下，2012年的時候，有三位該校學生來中山社會系交換。當年還沒有那麼多的英語課程，我只能一邊用中文上課，一方面搭配英語的PPT，以及志願擔任翻譯的台灣小老師，讓這些同學理解社會學。印象最深的一次上課，是我提出一個問題：台灣的「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判刑比一般殺人罪還要重，合理嗎？這三個丹麥同學異口同聲問：一樣是殺人，一樣的生命價值，為何要有這樣額外加重罪罰的法條？

2016年9月，我到德國杜賓根大學交換一個月，期間順便去拜會任教於丹麥Aarhus 大學的Stig Thøgersen教授。跟Stig是在1990年代就讀澳洲國立大學時候認識，當年他來我們的單位「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訪問，想不到過了20多年，我們可以在丹麥Aarhus 大學再次見面，兩個人見面的第一句話都是：如果我們在路上相逢，一定認不出你來～～。

隔了幾天，我到Jesper 任教的Aalborg大學演講有關東亞的政治經濟發展。Aalborg大學成立時間早中山大學四年而已，但是世界大學的排名大概都是在250-300名之間，根據US News 排名（2021），他們的工程學科（engineering）是歐洲第一，世界排名第八。演講的課堂上，有許多人提問，事後才知道，有許多提問的學生，是中國北京外交學院派去進修的，他們同時學習丹麥語言跟文化。

 

開始進入實質的學術合作

因為這樣的長期友誼關係，兩年前由Jesper申請研究計畫「Ruling through Division: Categorizing People and Resour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找我擔任台灣的協同主持人，可惜因為武漢肺炎疫情關係，所有的討論都是線上舉行。

在他的介紹下，我認識了該學校的老師 Pauline Stoltz 教授，她專攻東歐的性別與政治議題。今年她與哥本哈根大學 Duncan MaCargo 教授申請一項研究計畫「Digital Activism and (Sexual) Citizenship」，討論距離丹麥所屬的Faroe小島，該島享有高度（獨立於丹麥）的自治，但是社會的性別文化偏向保守。台灣位處中國旁邊，無法加入世界的任何政治組織（跟Faroe類似），但性別文化則相當開放。因此我今年將會申請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跟該計畫做國際比較。

國科會目前並沒有台灣-丹麥的雙邊合作人員互訪計畫，我不知道目前是否有其他國內學者正跟丹麥學者合作，我很衷心期盼這個跟台灣一樣的小國好民，每年輸出豬肉排名世界前幾名的國家，可以有制度性的學術合作管道，讓雙邊學術交流不是停留在私人的網絡而已。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