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歲降落倫敦：一位鋼琴家的藝文備忘錄
唐佳迎 國立中山大學音樂系助理教授

 

對於一個十四歲便獨自降落在希斯洛機場的台灣女孩來說，「英國」最初並非地圖上的一個地理名詞，而是連串迎面而來的文化震盪與生存挑戰。

當車子駛離繁忙的航廈，轉入倫敦西南方、林蔭鬱蔥的薩里郡（Surrey）時，望著窗外那片非城非野的景致，當時懵懂的我或許隱約預感，這片獨特的場域，將成為我探索歐洲人文教育底蘊的起點。

 

文化的口吃與引路人

初抵耶胡迪·曼紐因學校（Yehudi Menuhin School），語言隔閡與頻率落差，讓我經歷了一段難以精確表達自我的「失語期」。那時，我在英國的監護人是一位年近九十的退休校長 Betty。或許是洞察了我的焦慮，她帶我看了電影《王者之聲》（The King's Speech）。

銀幕上，喬治六世克服口吃的掙扎與努力，對當時的我而言成了一種深刻的隱喻。這不僅是關於語言的矯治，更象徵著一個外來者如何在陌生的語境中建立自信，克服文化的「口吃」，最終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

 

攝於英國耶胡迪·曼紐因學校（Yehudi Menuhin School），與當屆畢業生合影。（註：該校由小提琴大師耶胡迪·曼紐因於 1963 年創立，位於薩里郡，為英國專注於培育 8-19歲青少年音樂人才的重點學府）

 

治癒文化「口吃」，或許除了勇氣，更需參透那些隱而不宣的行為準則。

Betty 曾指導我將信中直白的請求，改為婉轉的虛擬語氣「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but it would be my dream to be one of your students.」這讓我頓悟：英式語感中那種低調迂迴，其實是為了在對話中創造「尊重空間」的禮貌與智慧。對於這份溫柔的指引，我至今深懷感激。

 

慢下來的智慧：大自然也是我們的老師

進入這所彷若霍格華滋般、全校僅七十人的微型社會裡，我迎來了另一種震撼。在這裡，「效率」被重新定義，學校著眼的是藝術生命的「永續性」。

除了高強度的獨奏訓練，我們花費大量時間在室內樂的傾聽與合作，以及對音色與肢體放鬆的細緻打磨。課表打破了學科邊界，從早晨的練琴、數學課的邏輯運算，到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訓練我們在獨處與群體、理性與感性間自如切換。這種全人教育的哲學讓我逐漸領悟，音樂不應是懸浮於真空中的技藝，而是生命經驗的總和。

從「再現」到「提問」：皇家音樂學院的脈絡化精神

帶著少年的養分，我進入英國皇家音樂學院（RAM）攻讀學士、碩士與博士。在這裡，比答案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問題」。我的導師 Neil Heyde 教授曾言「回答問題相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懂得問出真實的問題。」這段話呼應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強調的「脈絡化（contextual）」研究精神。演奏不只是再現樂譜，更是一種需要不斷質疑歷史與權威的思考行動。

在博士藝術研究中，我們被訓練去追問：這些數百年前的傳統，與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究竟有何關係？這種訓練將音樂家從單純的「執行者」提升為「思考者」，要求我們在每一次觸鍵中，都要對歷史傳統進行批判性的回應與重構。

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博士授袍典禮，與教授及同窗合影。（註：該校建於 1822
年，為英國歷史最悠久的音樂學院，亦屬倫敦大學成員學院，學位由倫敦大學核發）

 

理性的溫柔：認知科學與人文的交會

而在倫敦大學學院教育研究院（UCL, IOE）的學習，則提供了另一種座標。近期英國教育部（DfE）受到認知科學與社會正義論點的啟發，轉向推動「知識轉向」（Knowledge Turn），倡導透過科學化的課程設計，來精準管理學生的認知負荷。

然而，UCL的訓練並未止步於數據，更不斷鼓勵我們反思，教師如何在執行教學腳本之外，保有批判意識。或許我們能以科學化設計為骨架，同時保有台灣重視人際與品德的文化底蘊，讓不同起點的學生，都能在強調自主的新時代中找到安身之處。

結語
就像搭乘倫敦巴士常遇到的「臨時改道（Change route）」，留學生活中的中斷或轉向，恰如新歐洲包浩斯精神，在變動中追求美學、永續與包容。

這份跨文化的體悟，正呼應著中山大學AI² 願景。誠摯感謝中山大學歐盟中心的邀請，讓我得以沉澱這十五年的英倫養分。期盼將這份視野帶回西子灣，陪伴學生，繪製出一張張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的航海圖。

2020 年 3 月於倫敦 St Barnabas Ealing，與英國 ESO 樂團合作演出普羅高飛夫第三號鋼琴協奏曲之現場紀錄。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