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政治─歐洲當代藝術展之反思

許仁豪  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副教授

 

今年夏天是歐洲當代藝術圈的盛會，五年一度的德國卡塞爾文獻展（Documenta 15 in Kassel, 2022），德國柏林雙年展（Berlin Biennale, 2022），以及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Venice Biennale, 2022）同時在夏天發生，加上歐盟剛剛對疫情解禁，各國紛紛打開國界，冷凍已久的文化交流解凍，三個藝術節加速了跨境旅遊人潮。近來筆者對於從冷戰到後冷戰時期，全球前衛藝術流通變遷史研究特別感興趣，在幾位台灣藝術圈朋友的盛情邀約下，便也欣然加入到這波藝術節的朝聖之旅，實地田野觀察前衛藝術在文化全球化時代的最新發展樣貌。

 

前衛藝術：文化冷戰的防線

在今年的卡塞爾文獻展現場，筆者買到德國歷史博物館出版的documenta: Politics and Art，這本書把卡塞爾文獻展自二戰後初期至今的變遷歷史作了詳實的研究，並批判性地分析其背後的政治與美學。此書揭露了卡塞爾文獻展的起源與二戰後美國文化冷戰布局的關係。原來一、二戰之間歐陸不少藝術家出現左傾的思想，比如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大師畢卡索，但隨著蘇聯以及共產國際的逐漸擴大，戰後美國十分擔心這些文化精英的左傾會有骨牌效應，因此築出了一條文化冷戰的防線，以前衛藝術追求自由表達的意識形態收編這些藝術家，讓他們遠離共產政權的影響，甚至形成文化反共的前線。

戰後德國是歐洲冷戰的前哨，美國的文化冷戰防線自然在德國用力甚深，卡塞爾是西德領土最接近東德的地方，其地緣政治位置自然重要，因此卡塞爾文獻展的出現是冷戰時期美領陣營透過藝術宣揚自由理念的重要平台，戰前現代藝術以及抽象藝術都成了冷戰時期，所謂自由陣營的文化代表，以之來區隔不自由且集權的東德以及共產世界文化。

這個情形要到1968年歐洲學潮抗爭運動爆發以後，到1980、乃至1990年代以後，隨著幾個重要的歷史情境變化，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首先，隨著學潮世代站上主要舞台，歐洲內部的公民平權以及左翼批判思想進入了文化、思想界，開始解構白人男性菁英控制的文化霸權；再者是1980末的蘇、東、波（蘇聯、東歐與波蘭）共產政權的接續垮台；然後是1990代起新自由主義秩序的來臨（美國雷根政府、英國柴契爾政府以及中國鄧小平改革開放加速了全球市場自由貿易的進程，讓國家控管的力量退位），世界隨著新的全球金融秩序被慢慢整合成一體的生產與消費系統，全球資本主義開始統治著所有人的生存，一方面打破了國界，加速了人、貨與文化的交流，一方面也逐漸擴大貧與富的距離。

 

卡塞爾文獻展的創新與訴求

卡塞爾文獻展的內容與形式也隨著這些歷史事件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卡塞爾文獻展作為歐洲當代藝術的典範，其反映時局與時事的本質不變。今年便大膽請來印尼雅加達的藝術家群體Ruangrupa策展，打破過去由單一歐洲菁英主導方向的慣例，以有機公社的方式，聚合了拉、亞、非以及第一世界裡的嬉皮跟左翼群體來到這座中產的德國城市，以有機的方式決定場地、資源以及創作內容，作品深刻尖銳。

比如在幾個從廢棄工廠改出來的場館，聚合了從印尼、菲律賓、海地、西非、寮國、日本、東亞諸國以及印度孟買來的藝術家作品，有些從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提煉出另類共同體生活方式以及空間想像，有些用激烈的方式質問著去殖民（decolonization）了以後為何依舊有屠殺，有不公不義，有階級，有奴役，有不合理的移民政策。

丹麥的群體質疑丹麥政府違反聯合國人權公約，不義對待敘利亞的難民，這些難民為何被迫離開自己土地，答案在東京1970年代以來左翼團體保留的系列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電影。

印尼的左翼藝術家團體用木刻版畫的抗爭傳統，赤裸裸揭露1965年蘇哈托政權的大屠殺與美國CIA的關係。

 

女性主體的重建：威尼斯雙年展

無獨有偶，今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以Milk of Dreams為名，以女性主體的重建為主題，主場館亦是以拉、亞、非的女性藝術家為主。其中有一個部分重訪歐洲二十世紀初期前衛藝術，把超現實主義、義大利未來主義運動裡的女性藝術家挖出來，其中以非裔美人女舞者Josephine Baker的舞蹈影像最震撼我。

這些女藝術家的作品從性別角度，亦在探索殖民、內部征戰、流亡，屠殺、政治創傷等議題，創作形式透過身體變形、神話借喻、自然與人體的轉喻、科技與人性的辯證、動物與人類的倫理界線…等手法。

 

藝術真的純粹只是藝術嗎？

從以上看來，歐洲當代藝術與時代政治息息相關，美學形式往往都不只是美學本身而已，而關乎著對當代政治與倫理生活的尖銳質疑。但藝術提問政治，真能對政治有所改變嗎？還是藝術不過是政治運作下的現象反應，甚至成為工具？這些都是很難簡單結論的問題，但卻值得我們一再思索。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